馆长凯先生|作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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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林森浩的性格中,自尊、上进、好强、善良的一面,始终没有停止对苦闷、自责、充满挫败感的另一面“发动战争”。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区20号楼421,从2011年8月初搬进寝室,截至3月31日,林森浩与黄洋、葛俊琦在这一同生活了一年又7个月。3月31日,林森浩应约赴中山医院担任核磁共振实验志愿者,从实验室带出剧毒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原液——61735试剂。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实验室,没有人比林默更熟练地使用N-二甲基亚硝胺,这是他的专属试剂。这种在危险化学品目录上编号为61735的试剂,性质为剧毒。当晚6点左右,林森浩在寝室饮水机内投放约25毫升二甲基亚硝胺试剂。二甲基亚硝胺是一种黄色油状的液体,刺鼻,气味类似氨气。嫌味道太刺鼻,林森浩盛出了些,还用刷牙杯到盥洗室接了满满一杯水来稀释。3月31日21点40分左右,黄洋回到了寝室,两人没有交流。第二天愚人节,早上8点多,黄洋拿着马克杯接了水喝了一口,觉得味道不对,吐了大半。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,化验结果还显示肝损伤,导师带了1万多元现金赶来,安排他住院。4月3日,黄洋依旧呕吐不止,脸也好像又肿了些,验血结果直接把他送进了外科重症监护室(ICU)——血小板只有40×10^9/升。谷丙转氨酶指数高于1000,而正常指标应小于75;肝功能指标全线异常。4月6日左右,黄洋开始鼻腔出血,意识模糊,大吼大叫。医护人员用束缚带把他的四肢固定在床上。此时他的血小板降到极低,有生命危险。此后几天,黄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,全身插了导管,气管插管、导尿管等。截止到4月16日,黄洋已全身浮肿,有大片皮下出血瘀斑,很难认出他原本模样。2013年4月16日15时23分,医院宣布,黄洋死亡。在林森浩的投毒经过形成证据链后,警方对葛俊琦说了这样一句。4月6日,黄洋开始鼻腔出血,次日陷入昏迷。医院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。由于病情恶化极快,这引起了黄洋的师兄孙希才与主治医生的怀疑。4月8日晚,黄洋的师兄收到葛俊琦发来的短信,提醒他注意一种药物。4月4日,他们把黄洋寝室水样及黄洋的血样、尿样等物品送到检测机构检验。周一,葛俊琦忽然想起林森浩曾说过,他使用过一种会导致生物体肝损伤的试剂。
“我就想到这种药物,会不会黄洋沾染到了,至于什么原因沾染,我也没想那么细致。
有这个念头时,没有考虑会不会是投毒、凶手这些事情。”
2013年4月8日晚上,葛俊琦用笔记本电脑在万方数据库中查到,林森浩使用过二甲基亚硝胺对白鼠肝脏进行肝纤维化的造模。这时已是夜里22点多,葛俊琦立即给孙希才打了电话,告诉他,有一个N-二甲基亚硝胺的线索。两人通话时,林森浩正好回寝室,葛俊琦不方便再讲下去。因为自己的诺基亚手机用了2、3年,输入法不支持英文大写,他还记得把“N-二甲基亚硝胺”写成了“n-二甲基亚硝胺”。4月11日,林森浩被警方带走,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。4月19日,警方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林森浩,并首次披露案情。动机被归纳为“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,心存不满”。葛俊琦在接受《三联周刊》采访时说:
“林森浩是一个比较顾家的人,很朴素,人不错。
每年都想办法攒出一部分钱,补贴给弟弟妹妹上学用。”
林森浩父亲是农民,后来卖了田地,在一家服装厂打工。母亲则常年拉着一辆木板车,在镇上的工厂里收购废品为生。林森浩曾多次劝说母亲不要再收废品,识字不多的母亲则让其安心读书,默默扛起了生活。从家乡小镇到上海求学,林森浩需要先坐40多分钟的汽车到汕头,然后4个小时路程到厦门,最后买一张8小时的火车站票。但林森浩不一样,他必须更刻苦学习,剩余时间还要连轴转做兼职。为减轻家里负担,林森浩几年前就没再要过家里一分钱,而是靠奖学金和家教等兼职养活自己。如果没有2013年那个愚人节的“一念之差”,林森浩或许已在广州的一所三甲医院超声波科担任医生,救死扶伤。那一年3月,他已完成了毕业论文,很快就要南下就业。3月30日晚,黄洋大大咧咧走进来,说愚人节快到了,想整一下人。“据说晚上熟睡时把脚泡进热水就会撒尿”,说到得意处,黄洋猛拍边上同学付令元后背。黄洋一些自以为是的行为让林森浩很看不惯,他脑中幽灵般闪过一个念头:好吧,那就让我先整你一下。多位同学表示,黄洋平时有些“强势”,喜欢炫耀自己的办事能力,说话不太注意别人感受,有时会伤人而不自知。他多次以开玩笑的方式调侃林森浩,比如打招呼不叫他名字,习惯拍他的肩膀或屁股,喊他‘屌丝’。同学盛磊觉察出,黄洋的话语中明显有嫌弃林森浩平时抠门、不注重生活品质的意思。“林森浩有时候不搭理他,不知道是不是不爽的表现。”葛俊琦这样说。“人往往就是一念之差,他在没有投毒之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。”他始终坚持并相信,林森浩没有主观恶意基础,更多是因为低情商,最终没有预判到行为的后果。一位和林森浩相熟8年的同学说:
“他的成绩在医学生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够达到,他对科研的痴迷超过身边所有人。”
他曾获得复旦大学“第一三共制药奖学金”,201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,整个复旦大学数万名学生中仅有265名硕士研究生获得此项奖学金。
在复旦大学读研期间,林森浩先后发表了8篇核心医学研究论文,其中以第一作者的论文高达5篇。在同学与朋友的回忆中,林森浩科研能力卓越;同时出了名的热心肠,关心师弟师妹、对病人尽职守责。汶川大地震发生时,他从平时节省出的钱中捐出800元(他每月生活费仅200多),是同学中捐款最多的学生之一。2014年2月18日,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,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2月19日,唐志坚带着一份判决书,见到宣判后第一天的林森浩,跟他把判决书上的内容逐字逐句分析一遍。警方申请批捕的消息,说服了许多将信将疑的人,但林森浩的母亲显然不是其中之一。2013年4月,半个多月来,只要人们经过林森浩老家,总能看见这个50多岁的农村妇女呆坐在一楼杂货铺,头发花白、凌乱,整日以泪洗面。在潮汕,崇拜三教神祇是沿袭已久的传统,林母也不例外。每逢初一、十五,乡邻都会见到这个提着香烛冥纸的妇女,前往庙宇虔诚膜拜。祈祷,成了她唯一的寄托。“除了烧香拜佛,我还能做什么?”她哭着问来访的记者。沿街数十户人家都姓林,人们对投毒二字讳莫如深、都用朴实的语言表达:和平初级中学的蔡老师记得,中学时代的林森浩沉默、害羞,却一直是全校“最优秀的那几个孩子”。在教育并不发达的和平镇,林森浩当年高分考进中山大学及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,是这位老师从教20多年最闪亮的荣耀。一高中男同学对媒体回忆,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,“老师基本上不用管”;他对成绩有些过分执著甚至敏感。后来显现出的自卑、羞涩、渴望却又不善于与女性交往的一面,在此时也初露端倪。同学们认为,封闭的成长环境和程式化的生活多少影响了他,塑造了一种异常敏感而害羞的性格。高中同学李小寒回忆,她多次向成绩优秀的林森浩请教课业难题。“他从不拒绝帮忙,但如果多问两句,他就不敢直视你的眼睛”。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其光明的一面,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内心的灰暗。后来的日志里,林森浩这样总结自己的心理:
“我的潜意识中确实有着一种想借助裙带关系往上走的想法。
可是我的自尊心又时不时把我给拉回来继续奋斗,形成了我矛盾的人生观与价值观。”
“智商极高,但情商侏儒”,这是唐志坚与林森浩多次接触后,对他的评价。
常人难以相信,一个有着医学常识的正常成人在投毒时会没有想到过生命这条底线,而这正构成了此案是否是主观恶意杀人的关键。2015年3月,唐志坚登上央视的“心理访谈”节目,与首都医科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杨凤池做了沟通。2015年1月8日,林森浩故意杀人一案,二审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
图为林森浩的父亲(中)难过不语
在看了庭审记录及与唐志坚深聊后,杨教授倾向于认为是林森浩的性格缺失导致的失误:心智发育低水平、有叙情障碍、言语使用能力极低,没法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述到位。说话“硬邦邦”的,很难沟通。这是唐志坚与林森浩第一次会见的最深感触。比如,林森浩曾经花1000块买了50条一模一样的围巾在学校门口摆摊,结果一条都没卖出去。好几次,林森浩不无悔意地向他反思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,剖析“自己在做人上有问题”。他提到,有天在大学图书馆时,外面大雨倾盆,一位女同学对自己颇有好感,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带伞。这位女生在知道他没伞的情况下带着伞去图书馆接他,他拿下伞后竟然说了句:“你先走吧。”这句自己也分不清是懵懂还是故意的刻薄话,在看守所里回忆时,才觉得是伤害了那个女孩。同为林森浩二审律师的“知名大状”斯伟江认为,林森浩的症结在于缺乏人文滋养。看守所里的每一天,他如饥似渴、像海绵一样地读着一些儒家经典。而在进看守所之前,据林森浩说,他只读过3本小说:《围城》、《活着》、《红楼梦》。“生命有了厚度”,这是斯伟江2015年7月接受媒体采访时,对林森浩的评价。
2014年2月18日,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,林森浩被判处死刑。2014年5月,复旦大学177名师生发布《关于不要判林森浩“死刑”请求信》联名信,请求上海高院在国家当前少用死刑的背景下,给予林森浩一个赎罪机会,慎杀、少杀。二审期间,林森浩曾手写一封道歉信给黄洋的父母。他在信中写道:
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那该有多好,那时黄洋跟我都信心满满,在各自的梦想道路上拼搏着……
事到如今,我也只能很苍白地说,对不起,叔叔阿姨!给你们跪下谢罪!希望你们平安,希望你们保重身体,也希望你们能谅解我的灵魂!”
2015年1月8日,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。
2015年5月26日,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复核死刑判决。林森浩表示,如果判决最终核准,希望捐献遗体。对于为自己奔波两年的父母,林森浩说:
“我希望我父母能积极地活下去,在我离开之后,不要再在这个案件上面纠结了。
做的事情要负责任,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,该承担。”
自“复旦投毒案”发生以来,其激起的舆论涟漪从未平复。
社会的关注度随着案件的进展不断起伏,一再引起热议。新媒体时代,是一个消费的时代、一个“娱乐至死”的时代。每当有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案件发生时,势必会引起网民的追逐与狂欢。这在“复旦投毒案”“李天一案”等案件中体现尤其明显。如“复旦投毒案”等系列校园投毒案最终都演变为“感谢室友不杀之恩” 之类的娱乐调侃和戏谑。但真正要引起全社会反省、讨论的,更多应该是剖析人性,反思当前教育。“专业知识丰富的名校生守不住基本的道德和人性底线,让人警醒;过于功利的社会环境让我们忽视最基本健康人格的培养。”分数不是教育的目的,现代社会“唯分数论”的观念确实该改一改了。而对于全社会来讲,这起案件,不仅仅是两个家庭的悲剧,更是人性的悲剧。作为旁观者,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穷究故事细节,去窥视林森浩的隐私。在林森浩生命倒数第五天,对于死刑,他已能坦然看待:“(死刑)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个偿债。我希望黄洋父母明天就能够放下怨恨,健康、积极地活下去。”2015年,林森浩曾给代理律师斯伟江写过一封信。信件最后,林森浩写道:“三十而立,假若我能活到30岁,我已经能‘立’了,事实上,我觉得此刻的我已经‘立’了!”刘丹丹:新媒体时代下我国“媒介审判”现象研究——以“复旦投毒案”为例《凯先生思库》,与新闻热点信息不同,这里提供深度知识,分析事件背后更深层次原因,帮助你在生活工作中思考得更稳健。由百度职业经理人、公益达人“馆长凯先生”创办。本文首发于志云说(ID:ZhiYunView),转载请添加微信:drj2125(备注公众号名称)。